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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议行为效力分类及界定体系构想

作者:龙劲鸿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04-19  浏览次数:666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以民法与商法之差异角度的审视
龙劲鸿
 
  作为一种决策机制,决议伴随着以投票表决为标志的议会制度而诞生,并且在西方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见证了西方社会从元老院到陪审法庭,从宗教团体到行会组织的渊远历史,并由此诞生诸如民主、自治等一系列现代社会意识和制度。随着社会和经济日益发展,我国的各种营利性机构、非营利性团体和其他一些群体组织成为经济生活中主要角色。这些团体角色在内部关系设置、对外交往行动当中无不需要通过决议行为形成共识。
  然而,当前我国对决议行为的立法状况和司法实务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发展的需要,直至2017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公布才正式确认决议行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但是,无论是《民法总则》的规定还是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对决议行为的法律性质探究仍然十分粗疏,从而产生了诸如决议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适用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审判实务中缺乏对瑕疵公司决议效力判定的体系性指引规范,造成各地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尺度不一,严重影响司法权威。本文就上述问题对公司决议行为的效力形态分类及如何界定进行探讨,提出一些体系构思。
 
一、《民法总则》框架下的决议效力适用体系及其问题
  (一)决议行为的法律性质
  对于决议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争议。部分专家认为决议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主要理由如下:1.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意欲设立、变更或解除民事法律关系,通过意思表示而产生相应的民事法律权利义务的行为。然而,通过决议行为,成员并没有对外意思表示,决议内容也并不调整参与决议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即使有约束力,也只是对内部成员产生效力,决议行为仅为形成团体意思而已 ;2.在决议中只有表决方产生意思表示,对于未参与表决方,他们并没有意思表示,然而决议行为仍对他们产生法律效力,这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先产生意思表示,后发生权利义务的模式不吻合;3.民事法律行为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如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只有意思表示一致,达成共识,才能成立民事法律行为。然而决议行为遵循意思冲突原则,即在意思冲突时按照多数决原则,少数人的意思表示在决议中需要被忽略;4.倘若决议行为是多数人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在诉讼法上公司成员应当以其他成员作为被告提起共同诉讼,然而当前我国立法设置上却是以集体组织为被告提起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决议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主要理由如下:1.决议行为实质并不要求全部表意成员意见一致,只是通过尊重程序的方式让表决结果对所有成员具有拘束力;2.决议调整的是行为人共同法律事务领域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行为人个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其并没有脱离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应当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3.决议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均是通过意思表示最终形成一致的行为,没有必要因程序上的设置而造成合意程度上的不同而将决议行为独立出民事法律行为之外
  本文认为,在以民事法律行为为核心的民商法理论体系下,把决议行为独立出民事法律行为外确实没有必要:1.决议行为本是一种拟制意思表示一致的程序行为,其追求的是最大共同意思表示,注重的是对集体决定的大方向一致性。既然是法律拟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就不必要求决议行为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所有特点都严格一一对应;2.决议行为中的个体表意行为,其实是个体向集体的意思表示。对于没有参与表决的个体,若是因为程序瑕疵而没有作出意思表示,决议的效力亦可放到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形态体系中解决。若是因自身弃权没有表意,因决议行为均是以对赞成投票计算而通过,其弃权行为等于作出反对的意思表示。决议行为作出的结果,虽然不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但在所有成员之间仍然是有约束力的;3.倘若把决议行为独立出民事法律行为外,那么势必要对决议行为在学术上进行一番创设,重新论证,然后再重新归纳到民法体系中去。这无疑让当前我国民事审判实务当中对决议行为效力形态的界定缺乏体系性指引而对法律无所适从的境况更加雪上加霜。
  《民法总则》将决议行为的规定放到民事法律行为一节,无疑是对决议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说法作背书。故此,《民法总则》框架下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包括: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共同行为和决议行为。其中决议行为应当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
  (二)《民法总则》框架下决议行为的效力形态分类
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具备完整的四种效力形态,譬如合同分为有效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无效合同;而另一些民事法律行为却不具备完整的效力形态,譬如婚姻只有有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无效婚姻之分。作为决议,既然被定义为特殊民事法律行为,同样也不具备完整的四种效力状态。
  大部分国家及地区对公司瑕疵决议的效力形态划分为无效及可撤销两种,此为“二分法”立法例,最具代表性为德国。另一些国家及地区在德国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瑕疵决议的效力形态,划分为不成立、可撤销、无效三种,此为“三分法”立法例,最典型如日本。二分法的原理主要是将内容违反法律和章程界定为可撤销决议,将程序违反法律和章程界定为无效决议。然而,在甚至完全没有表决程序存在情况下的一个伪造决议,在二分法立法体系中应当被判定为无效或是可撤销决议,而根据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分离的理论,该决议是成立的,只是效力存在问题,这无异变相承认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决议成立,无疑是逻辑上的谬误。为解决二分法带来的这个矛盾,三分法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不成立这种形态,在决议严重违反表决程序的情况下判定决议不成立10
  《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该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宣告我国对公司决议行为效力的界定正式引入三分法立法例的决议不成立之说。
  这对完善我国决议行为效力形态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不存在的决议不应归为可撤销的决议,因为《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决议撤销之诉必须在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否则因超过除斥期限而丧失权利。一个本不存在的决议,理应自始至终不存在,却因为受损股东成员超过时效而丧失,这显然对中小股东欠缺公平;其次,不存在的决议也不应归入无效决议,因为《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只有决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才是无效决议,将没有通过表决程序的决议归为无效决议,无疑扩大了解释11,也不利于保护交易效率。
  (三)我国司法现状及存在之困境
  然而,立法体系上长期遵循二分法,并不能等同于我国在《民法总则》前的司法实践均是严格按照二分法界定公司决议行为的效力。下文通过对司法判决的归纳总结,收集了“北大法宝”涉及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案件共30份裁判文书进行统计与归纳,具体如图表1所示:
  从本文采集的案例样本来看,法官们在适用法律时从以下两方面没有严格遵循二分法立法例判定决议效力:1.尽管没有《民法总则》的适用,法官们却普遍认同决议不成立这一瑕疵类型并在判决中通过法理论述而运用;2.法官们对无效决议的判定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对内容违反章程和法律的决议没有采取一刀切方式,全部均判为无效,而是进行进一步的区分,部分定性为可撤销,这就留下空间给决议参与人以补正机会,体现了尊重公司自治原则。
  然而,从图表1中也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对公司决议行为的效力形态没有形成统一界定体系,在适用法律时尺度不一,严重影响司法结果的预期性。譬如,对于未召开决议会议而形成的决议纠纷,虽然有大部分被判定为不成立,但仍然有少数被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又如,伪造签字的决议有被判定为不成立亦有被判定为可撤销;再如,因未全部通知参与表决人参决的决议在调取的案例当中不成立、无效、可撤销各占三分之一。
  (四)困境产生之原因
  造成上述适用法律结果参差不齐的原因,自然缘于我国在理论上对公司决议效力形态的研究暂时仍处于起步阶段,导致审判实践当中缺乏统一的体系指引规范。
笔者从上文抽取的30个不成立决议之诉的样本分析发现,在具体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法官们主要在以下问题上感觉难以把握:
  1.不成立决议与可撤销决议的区分。不成立决议与可撤销决议在三分法立法例中均是因为决议程序瑕疵。《民法总则》中不成立决议的瑕疵事由为没有“依照法律或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公司法》规定可撤销决议的瑕疵事由为“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那么,没有依照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与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章程、法律如何划分,界定标准十分模糊。
  2.有效决议与无效决议的区分。《公司法》规定无效决议为“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然而,法官们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普遍引入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民事法律行为才被直接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理念,对内容虽然违反法律法规,但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决议加以区分,没有直接判定为无效决议。这本是法官们普遍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体现,但是却因为当前我国在理论及实践中对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未形成统一识别体系而让决议效力的界定结果更加参差不齐。
  3.可撤销决议与有效决议的区分。如前所述,既然司法界普遍认同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决议同样为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被判定为有效。那么,当该类决议具备撤销事由而被主张撤销时,又或者因程序瑕疵而没有得到追认时,究竟是有效决议抑或是因行使撤销权而被撤销?
  (五)《民法总则》框架下决议行为效力界定体系构想
  本文认为,上述的问题可以通过引入如下指引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让我国对决议行为效力的界定形成统一的指引体系:
  1.区分程序违章与程序不能——不成立与可撤销。按照三分法立法例,不成立与可撤销的界定取决于对程序瑕疵程度的考察,而这个界定,本身就可以通过数字直观衡量。也就是说,某一瑕疵造成赞成决议未达到表决会议的门槛,开会决议行为的本身都无法认可,无疑是重大瑕疵,此为程序不能。相反,只要达到决议会议的门槛,瑕疵对结果没有实质影响,这是一般瑕疵,此为程序违章。譬如,某项决议为一般决,虽然存在遗漏通知或伪造签名以致部分成员未参决,但决议结果为所有表决权超过半数赞成,此为程序违章,属于可撤销决议;相反,决议结果为未过半数,为程序不能,属于未成立决议。又如,某项决议要求参决表决权达到一定数目,那么参与参决权未达该比例为不成立决议。
  2.设定强制性规范的“举证责任”——有效与无效。与其他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与否相同,法官在适用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应当负“举证责任”,这里的“举证责任”是指,当法官引用决议内容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判定决议无效时,必须在判决书中列明该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文,并对此为何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进行论证,在举证与论证不能时禁止适用,相当于先假定违反法律的决议并未违反强制性规范,由主张无效一方举证推翻。这虽然是在强制性规范没有定论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却能行之有效地在司法实践中解决问题。
  3.明确可撤销决议为有效的假定——有效与可撤销。造成有效决议与可撤销决议难以界定的问题归结于决议行为没有完整的效力形态而导致效力最终形态的不确定性。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形态分为有效、可变更可撤销、效力待定、无效四种,其中可变更可撤销与效力待定为中间形态,可变更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在被撤销前应当为有效,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在被追认前应当为无效。而法律上并没有效力待定的决议行为的设定,于是当法官遇到效力处于中间形态的决议行为时,对于该决议应当被视为为未撤销而走向有效,抑或视为未追认而走向无效的问题上,每人理解不一致而导致适用法律结果差异。故此,只需明确效力处于中间状态的决议行为只有可撤销决议一种,即未撤销前均为有效决议,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综上,本文对《民法总则》框架下决议行为效力界定体系构想如图表2所示:
  二、公司决议行为作为商事决议行为的重新考量
  然而,将作为民法意义上的决议行为效力界定体系生硬照搬去适用于作为商事决议的公司决议行为,显然会对司法实践产生矫枉过正的效果 13。随着经济越来越迅速运行,商法从民法独立出一套制度,这是传统民法体系无法吸引和容纳的。但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立法规划里从来没有出现《商法总则》或商法典的立法安排,可见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实行民商合一的法律体系14。故此,本文认为,公司决议行为效力界定体系应当以决议行为效力界定体系为基础,以商法之于民法区别为特点进行构建,这是公司决议、合伙决议等商事决议与村民会议决议、业主委员会决议等民事决议的区别所决定的。
  (一)民法与商法的区别对公司法之影响
尽管商法根源于民法,长期以来民法与商法却存在着差异。两者都是调整私人法律关系,但指向领域却不相同。民法调整的是社会市民之间的关系,因此公平是民法最为关注的价值;商法调整的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由是效率成为商法最核心价值。市场围绕着资本和利润而运作,总是不断地发展,而社会市民日常生活关系却是相对固定,具有稳定性,因此,商事法律的着眼点在社会发展,民事法律的着眼点在社会稳定。这种差异进一步决定了商法体系较于民法体系不稳定,今日3d试机号:而当存在不稳定规则时,商法往往会引入公法以实现效率、安全、信用的价值,这是以远离公法、尊重私人意思自治为标志的民法所不具备的特点15
  民法与商法的区别,外在表现为民法中多数是任意性规范,而商法却是强制性规范占有优势,这在公司法中有明显的体现。本文对2014年最新公司法中任意性规范及强制性规范进行统计,其中强制性字眼达271处,任意性字句仅为106处。由此可见,公司法强制性规范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民法。倘若将公司决议统一适用决议行为效力界定体系,将会令过多的公司决议归于无效,这样反而增大商事交易成本,不利于效率、安全价值的实现。这也是前文抽取样本案例中法官们谨慎适用强制性规范判定决议无效的更深层次原因。因此,对公司决议效力判定体系的重构建,离不开对公司法强制性规范存在之价值的考究。
  (二)公司强制性规范的考究
  对于公司强制性规范存在的依据以及识别体系,理论界早已进行充分而激烈的讨论。有人主张公司法起源于私法,属于任意法,它放任公司股东之间及与管理层之间意思自治,但当股东利益与管理层利益发生冲突时,管理人员因更熟知公司经营而处于更有利地位而使决议不合理,此时需要适用强制性规范限制这种不合理性16;也有人主张公司法起源于公法,属于强制法,目的是确保成员之间利益一致性以及公司履行其社会责任,但随着公司自治发展具备了一些任意法的特点17。不论是哪一种观点,均是认为公司强制性规范的存在是基于投资者、中小股东与高管之间对公司认知能力上的差距、获得信息不对称而造成无法以意思自治调整的情况。
  三、公司决议行为效力界定体系构想
  既然公司强制性规范存在背后之义为平衡中小股东与大股东及高管之间的议价力量,那么只要通过分析不同类型公司中成员之间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即可得出哪些事项需要引入强制性规范调整,而哪些则不需要。当某决议违反某一强制性规范时,而该规范没有必要被引入去调整成员议价力量,则决议为有效决议,否则为无效决议。如是,只需要按照决议内容分门别类划分,公司决议效力体系构建工作亦随即完成。
  通过对《公司法》法条上的强制性规范进行分类对比,可以得出,公司法上涉及强制性规范决议的内容主要可分为利润分配决议、权力分配决议、资本运行决议、内部关系决议。
  不同类型的公司,股东内部及股东与实际管理层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存在差异。按照现行公司法规定,我国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类,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基于人合公司的原因,股东之间或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实力对比较平均,故原则上应当尊重决议意思自治,不应引入过多强制性规范调整。而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资合公司的缘故,其相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之间或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应当引入强制性规范进行调整。故此,在构建公司决议效力界定体系中,应当区分两类公司进行适用。
  综上,本文认为,公司决议行为效力界定体系应当具备下列因素:一是以民事决议行为效力界定体系为基础;二是区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适用体系;三是区别决议内容进行效力划分。
  对于封闭型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东是基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结合,因而规模不大、人数较少,股东均直接或间接管理公司,对经营状况比较了解,在利润分配、权利分配、资本运行方面基本不存在明显信息不对称现象,股东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能力决定事项。因此,该类事项决议尽管违反公司强制性规范,但仍然可以被认定为有效决议(即使存在程序一般瑕疵)。只有内部关系事项,如董事责任、高管责任等,即使股东有议价能力亦无法充分了解管理者实质情况,故此该类事项决议一旦违反强制性规范即无效。结合上文建议的决议效力界定体系构想(图表2),本文对有限责任公司决议效力界定体系构想如下图表3:
  相反,对于开放型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股东是基于追逐更大利润结合,规模大、人数多,股东没有参与管理公司,多数情况无法监管公司经营状况,不光是内部关系事项,甚至连权力分配、资本运行方面的信息都是闭塞的,此时股东更加无法通过议价决定事项,主要规则只能由法律直接规定。所以,在内部关系、资本运行、权力分配三类事项决议一旦违反强制性规范即无效。只有利润分配事项,由于比较直观,股东容易了解,属于即使违反强制性规范仍可被判定为有效的决议分类(即使程序存在一般瑕疵)。结合上文建议的决议效力界定体系构想(图表2),本文对股份有限公司决议效力界定体系构想如下图表4:
  四、结语
  综上,本文认为,《民法总则》体系下决议行为应当是民事法律行为,故此应当与民事法律行为一样,具备自己一整套效力形态分类及界定体系。然而,作为商事决议的公司决议,不宜直接适用该界定体系,而是应该以民法与商法差别的角度关注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价值,构建出专门适用于公司决议的效力形态界定体系。
    (作者单位:广东省德庆县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范淦辉

1、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2、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3、陈醇:《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决议的独立性初探》,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
4、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5、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旺晓晔、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页。
6、许中缘:《论意思表示瑕疵的共同法律行为——以社团决议撤销为研究视角》,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
7、张旭荣:《法律行为视角下公司会议决议效力形态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6期。
8、张旭荣:《法律行为视角下公司会议决议效力形态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6期。
9、欧阳珍妮:《股东决议瑕疵之决议不成立——引入路径初步探讨》,载《上海金融》2016年第9期。
10、欧阳珍妮:《股东决议瑕疵之决议不成立——引入路径初步探讨》,载《上海金融》2016年第9期。
11、欧阳珍妮:《股东决议瑕疵之决议不成立——引入路径初步探讨》,载《上海金融》2016年第9期。
12、检索系统为北大法宝,检索日期不限制,检索限制条件为“决议不成立”并进行全文精确搜索,符合条件共有30起案例,其中18起瑕疵决议判决的案例,12起有效决议,均作为分析样本。
13、欧阳珍妮:《股东决议瑕疵之决议不成立——引入路径初步探讨》,载《上海金融》2016年第9期。
14、薛波:《<民法总则>对商事关系的包容性及表现——兼论决议行为立法问题》,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2卷第1期。
15、童列春:《论民法与商法的区别》,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9卷第6期。
16、叶林:《公司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184页。
17、普丽芬:《从公司法规则的分类界定公司章程的边界》,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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